苏州的同里，是一座著名的千年古镇。它不但是一处富饶美丽极富特色的江南水乡，而且还是迄今为止中国惟一的“性博物馆”所在地。我曾经到同里去旅游过，特别是还非常仔细地参观了刘达临教授创办的“性博物馆”，应该说，这座曾经饱受争议的“性博物馆”的确为同里增色不少。刘达临先生1932年出生于上海，已近80岁高龄了。他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，亚洲性学联合会主席，中华性文化展览馆馆长。从1989年至1990年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成功地主持了全国20000例性调查，一时轰动了世界。许多海外报刊称他为“中国的金西”（金西是50年前的一位美国教授，曾成功地主持了17000人的性调查，当时轰动了世界，从而成为世界性社会学的奠基人）；
美国的《时代》周刊评价刘达临是引导中国进入幸福的21世纪的6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；他四次被选为亚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，并被授予“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”。1995年，刘达临教授在上海青浦县徐泾镇创办了中华性文化展览馆；1999年迁到上海市南京路；历经周折，这座性文化展览馆又于2003年迁址苏州同里，并于2004年4月18日正式开放。今天，由于刘达临先生年事已高，这座性文化展览馆（又称性博物馆）主要由胡宏霞女士（博士）在打理。我去参观时，本想与刘达临先生或胡宏霞女士聊一聊，但很可惜，他们都不在，我想今后一定有机会与他们进行交流的。
谈到“性”，这实在是一个既十分古老但又十分新鲜的话题，既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，但又是很多人难以启齿甚至刻意回避的话题。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的整个再生产分为两个大类：一类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，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；另一类就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，它是人类得以不断延续的根本生产方式，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就是“性”，人类不断延续、繁衍的过程就是通过性来完成的，所以，如果没有了性，就等于人类走向了毁灭。中国的孔夫子也曾经说过：“食、色，性也”。“食”即吃饭；“色”即性，吃饭和性生活是人之为人的两大本性，这是自然规律，或者说是人的自然属性。
事实上，马克思关于人类的两种再生产理论和孔夫子的两大本性理论，完全是相通的和一致的，甚至可以说它们互为补充。两大本性是两大再生产的基础，是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动力源泉；而两大再生产则为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提供产出和供给；没有供给，需求就得不到满足；反之，如果没有需求，供给又有何用呢？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，对人类的婚姻制度和性生活也进行了专门研究，并揭示出了很多规律性的东西。在漫长的原始时代，人类的婚姻制度是“群婚制”，通俗地讲，与动物的繁衍和性交没有什么区别。到原始社会末期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的出现，一些掌握公权力的首领们开始攫取和鲸吞剩余产品，社会就逐渐分裂出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，或者说剥削、压迫阶级和被剥削、被压迫阶级，就是在这一过程中，不但产生了私有制、阶级和国家，而且女人也逐渐变为了私有财产，首领们可以占有多个女人，被压迫者只能获得一个甚至得不到女人。
久而久之，古老的“群婚制”就被“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的对偶婚制”所取代。当然，由“群婚制”过渡到“对偶婚制”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，它有利于克服由于群婚甚至乱伦而带来的近亲繁殖和人种退化。恩格斯还认为，“对偶婚制”是私有制的产物，也许在将来人类彻底消灭私有制、阶级和国家这些东西之后，婚姻制度又有可能回到新的“群婚制”，当然，这一定是消除了乱伦和近亲繁殖的具有“否定之否定”性质的更高层次的“群婚制”，到那时，婚姻和性生活将获得真正的“自由”。正因为这一点，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·莫尔，才在他的名著——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《乌托邦》中，设计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实行“共产共妻”。
可以认为，当年的国民党骂共产党“共产共妻”，这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而多多少少有一点根据。恩格斯还研究了“性”的功能，他认为性主要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的功能：一方面，性是一种工具，是人类再生产的工具，或者说是繁衍后代和传宗接代的需要，就是要生育孩子，这是性的自然属性；另一方面，性也是一种价值理性，是感情的需要，它并不一定需要孩子，如果用文学的语言来表示，性就是爱情的需要。一般而言，爱情和性基本可以等同，爱情的必然结果就是性，无性的爱情几乎不存在，如果有也一定是畸形的。当然，我们反过来说，有性并不一定就有爱情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卖淫嫖娼上，虽然存在性关系，可基本谈不上爱情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恩格斯认为，卖淫嫖娼、婚外情等等实质上就是对婚姻关系或情感的一定补充。同时，性的价值属性还可以构成为一定的信仰和性崇拜，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是共同的。比如说生殖崇拜，在中国的建筑学和风水学中就非常盛行。我们知道，著名的梁思成设计的天安门广场的“人民英雄纪念碑”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抽象的男性生殖器。在中国的风水学中，如果是与女性生殖器相像的地方，就叫“美女晒羞”，这可是难得的好地，如果把房屋建造在美女的羞处，一定能人丁兴旺。性也是有阶级性的，特别是性还存在着严格的性别歧视。你看在封建时代，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，甚至多达成百上千的女人，达官贵人也可以有三妻四妾，但对于女人而言，除开妓女之外，却只能从一而终，如果谁红杏出墙了，谁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，甚至丧命。
那为什么在中国又有很多人对性难以启齿甚至刻意回避呢？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，人们有意把性和道德捆绑在一起，认为谈性就是不道德的，性只能偷偷摸摸地干，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，所以，性总显得那么神秘，即使人们偶尔谈论一下，也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羞羞答答的。事实上，这种封建的性道德是只对下层百姓和女人起作用，对皇帝和达官贵人而言，他们并不受这些封建性道德的束缚。一般而言，性对于皇帝和达官贵人而言，只叫风流韵事；而对于下层百姓和女人而言，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在中国，今天的性关系已达到了极其混乱的程度，不但存在丰富多彩的地下性产业，而且还存在相当数量的“小三”大军和情人关系等等。
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等曾经做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，并出版了一本书——《存在与荒谬——中国地下性产业研究》，他们曾经深入到地下性产业大军（主要是发廊妹、洗浴女等）之中，全面地了解、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产生根源、行业、行规、经济关系、分配、供给与需求等等，应该说，这是一本好书。我想，在中国性关系最纯洁的年代，可能就是毛泽东时代。那个时代的性关系是严格的控制在“一夫一妻的对偶婚”之中的，敢于僭越的很少，彻底消灭了卖淫嫖娼等，情人关系极少，没有“小三”，甚至还出现过有爱情但无性的极特殊的情况，如张艺谋导演的《山楂树之恋》，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。
但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人的性生活几乎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同步，一下全释放出来了，可以说，今天什么样的性关系都有，真可谓千奇百怪，特别是官场和文艺行业，几乎很难找到严格的“一夫一妻对偶婚”了，并且，他们往往视哪种严格的“一夫一妻对偶婚”为耻，而视十分复杂的多元的性关系为荣，我真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向恩格斯说的未来社会的婚姻“自由”或托马斯·莫尔的“共产共妻”回归，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？还是所谓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放出的妖魔鬼怪？当然，在西方谈性比中国要开放得多，一般而言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主张性开放的。但西方也把性与道德捆绑在一起，只不过没有中国这么紧密罢了。
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在西方国家的政要中也常常闹出所谓“性丑闻”呢？其实，西方国家对性也是矛盾的，这真是一个使人又爱又恨的东西。我记得，我做高级访问学者时的一位著名教授在给我们讲西方政治时说过，拿破仑曾经认为，政治这东西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，它始终会如影随形地伴随你一生。打个比方，它像妓女的阴道一样，人人都说那里实在是很肮脏，但人人又都想深入进去任其自由驰骋，多少爱恨情仇，不就是通过妓女的阴道来最终了结的吗？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参观刘达临教授创办的“性博物馆”，总是会有收获的。比如说，可以使我们认识性及其本质，认识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，认识性的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等等；
还可以使我们学到一些关于性病的知识，特别是关于爱滋病的知识，特别是要学会预防等；还可以获得性解放的知识，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，要冲破所谓封建性道德的禁锢，敢于追求“性福”；还可从中领略到性的发展趋势，人类一定能够最终获得真正的性自由；等等。文章转自：http://blog.gmw.cn/home-space-uid-30487-do-blog-id-363616.html